一个在柏林郊区盖房子的德国老人五大配资平台，用一排从中国进口的光伏板换掉了自家院子的木栅栏，理由极其简单：比木头便宜，还能顺便发电。这一日常画面若是落入大西洋对岸的美国智库眼中，恐怕会引发强烈的戒备。
根据美国老牌外交刊物《外交事务》发表的长文，这种极致性价比的中国商品，正在被西方精英视作引爆下一场全球经济危机的导火索。
文章作者、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迈克尔·弗罗曼直接抛出了一个充满焦虑的剧本：中国工厂高效且低成本的制造能力，会让其他国家的本土企业难以招架。西方精英焦虑的核心在于，中国制造正在摧毁跨国资本过去几十年依赖的“高定价、高毛利”商业模式。
欧洲街头老百姓疯抢中国空调，与布鲁塞尔政客的高声指责，形成了极为讽刺的对比。这也完美印证了，所谓“产能过剩”的指控，掩盖了发达国家对自身产业优势丧失的恐慌。
回看这起关于“产能过剩”与“倾销”的事件，其实我们需要把时间线拉长来看，去拆解西方主导的贸易体系背后的底层逻辑。
想要回应这个现实层面的课题，必须在多个不同层面上，一步一步更加深入地去探讨贸易战出现的缘由，即背后的推动力。在最表面一层，贸易战一股强大的推动力，是系统性的需求不足。
比如美国提出，中国窃取了美国劳动者的工作岗位。这个说法成立的前提，本身是工作岗位属于现实当中供给不足的资源。
因此在这套叙事里，中国占据更多岗位，美国就会遭受损失。这种话语不只是美国在使用，在全球范围内很多国家都持有类似逻辑。
出现贸易顺差的国家，被认为占据了全球过多的需求，造成逆差经济体蒙受损失。前提是存在需求不足，这件事才会被定义成问题。
不止美国，不少发达国家都提出，不允许部分国家长期维持庞大的经常账户顺差。曾经还有观点提出，一个国家的顺差规模不能持续超过本国 GDP 的百分之三。
所以要理解，系统性的需求不足，才是这套叙事成立的基础。把焦点放在中国与美国之间，会发现，在二零一零年之前，这件事并不构成矛盾。
当时美国的财经官员都高度认可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，即中国生产，美国消费。中国提供廉价产品，美国很难在其他国家找到同类替代品。
中国生产、美国消费的格局，第一层是中国对美国的补贴。中国拿到的回报，是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。
老牌杠杆配资公司简单来说，中国的资金流入美国，美国依靠来自中国的资金购买中国生产的商品。而中国持有的这些美国金融资产，尤其是美国国债，回报率很低。
所以在第二个层面，中国在资金层面又一次补贴了美国，即双重补贴。所以二零一零年之前，美国历任美联储主席或者财政部长这类财经官员，都高度称赞这套模式，认为中国生产、美国消费是十分理想的经贸格局。
金融危机爆发之后，世界进入全球范围的经济停滞乃至衰退阶段，需求不足的问题彻底凸显出来。风向发生转变。
美国财经官员就此转变口风，开始严厉指责中国造成全球失衡，声称中国占据了过多的全球需求。因此美国财经官员的态度发生反转。
前财政部长耶伦，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时期，还高度认可中美之间这套经贸关系。到了后期，转而严厉批判，认为中国过度占用全球需求，进而引发美国各类经济困境。
这不属于标准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。新古典经济学体系里不存在系统性需求不足这个问题，只有后凯恩斯经济学才会讨论系统性需求不足。
但在二零一零年之前，采用的是新古典的分析视角，不会把需求不足当成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。二零一零年之后，转向新凯恩斯的视角，承认系统性需求不足是真实存在的，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难题，于是要求中国为此承担责任。
这也是贸易战相关各方话语体系里，近乎达成共识的判断。第二个重要推动力，来自贸易结构变动带来的现实难题。
二零一零年之前，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，主要是中国出口劳动密集、低附加值产品，用来交换对方高附加值的资本与技术密集产品。
随着时间推移，中国持续推进产业升级，出口产品的结构也不断升级，资本密集、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持续提升，直接和发达国家形成竞争，甚至在部分领域压制了发达国家的出口。有一个关键转折点，是二零一五年巴黎协议时期。
当时的发达国家，尤其是欧盟充满自信。笃定自己一定会在绿色转型对应的产业变革中保持领先，认为能够持续保有垄断租金。
租金指的是从非生产性活动当中获取的收益，收益来源于生产活动成果的转移。半租金，是依靠垄断获取的超额回报。
在过去的贸易格局里，发达国家出口高科技、资本密集产品，中国出口低附加值劳动密集产品。这种不平等交换，本质上是发达国家在享受垄断租金。
当时很多西方精英认为绿色转型将成为他们的护城河，但现实是中国在相关领域实现快速发展，打破了这个预期。所以后来耶伦来华访问时，高调强调两个核心指责点。
第一是中国储蓄过剩，储蓄过剩对应的含义，是前面提到的，中国占用了过多的全球需求。第二个指责是中国产能过剩。
这里所说的产能过剩，并不是针对中国传统劳动密集产业。过去中国劳动密集产品占领全球市场，当时是持赞赏态度，不会提出指责。
现在针对的，是中国资本技术密集产品，尤其是绿色技术相关产业。一方面是系统性的需求问题，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赖以获取垄断租金的地位，遭遇根本性动摇。
这两点，构成面临的系统性困境，也是发动贸易战的主要推动力。既然发达国家的系统性困境在于需求不足和垄断租金动摇，那么下一次经济危机或源自中国的指控，本质究竟在掩盖什么？
其实，之前网上就有一个观点认为，中国正在用真金白银的产业升级，无情戳破西方金融资本的泡沫。中国产业升级，确实在需求层面、产业结构层面，对发达国家原有优势形成挤压。
但这件事的根源，主要在于发达国家自身，而不是来自中国。第一，自身产业升级陷入停滞，生产性投资持续不足。
第二，就算生产性投资停滞，原本依靠不合理的垄断租金获利。中国产业发展冲击、颠覆了垄断地位，这件事本身不存在可以被指责的地方，这套垄断格局本身并不具备正当性。
客观事实是，生产性投资停滞，产业升级无法推进。
举一个简单例子，新经济领域的苹果、微软、爱马仕、谷歌、脸书，企业获取的大部分利润，都投入各类金融投机活动，最典型的是回购自家股票，推高股价，满足高管薪酬和外部金融投资者收益，而不是投入资金推动产业升级。
中国企业的选择不一样，最典型是华为，把大部分利润持续再投入研发生产，逐步侵蚀、动摇西方企业的垄断租金。根源在于发达国家资本不愿意投入生产领域，按照凯恩斯相关理论，发达国家经济高度金融化，资本回避生产性投资，这是自身的问题。
中国带来的竞争挤压，只是一个外在机制，并不是根本原因。归根结底是内部投资不足。
发达国家资本不再扮演产业资本家、创业型资本家的角色，这才是核心矛盾。这种核心矛盾的转移，不仅引发了美国智库的集体焦虑，更使得中国崛起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压力这一现象，彻底重塑了全球政治光谱中对待自由贸易的态度。
高额关税、贸易保护这类主张，在过去一度属于左翼的诉求。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，在中国与西方，都有左翼力量反对世界贸易组织与全球化，还出现大量抗议活动。
但自 2016 年之后的这一轮逆全球化浪潮里，贸易保护主义，已经变成欧美极右翼的政策主张。这样戏剧性的转变，根源来自中国超出所有人预期的崛起。
传统左翼反对自由贸易，原因在于自由贸易本质是不平等交换，往往会阻碍欠发达地区的发展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，底层是南方劳动力与北方资本的博弈。
在这种结构下，自由贸易很难受到发展中国家欢迎。反全球化思潮，是从这个矛盾点出发兴起。全球化进程里，出现了两个全新的重大变化。
第一个变化是中国的崛起。作为后发经济体，中国长期处在不平等交换的体系内。国内低廉劳动力创造的价值，大部分被发达国家资本拿走。
即便在这样艰苦的自我积累过程中，中国依然持续推进工业化与产业升级，一步步走到能够动摇、甚至打破发达国家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垄断地位的阶段，绿色转型相关产业是典型代表。这个结果，是过去没有人能够预判到的。
发达国家因此感受到强烈压力。意识到，自由贸易会削弱自身的技术垄断优势，这是第一重改变。
第二重变化，在自由贸易的驱动下，发达国家资本自然会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，中国曾经是最重要的承接地。叠加经济金融化的趋势，资本在做生产投资时，会尽可能用劳动力替代资本。
资本更愿意保持金融资产形态，而不是固化在厂房、设备这类实体资产当中，被固定在某一个地域。这就造成西方国家内部严重的社会分化。
资本收获巨额利润，普通劳动者却遭受巨大冲击。大量工作岗位向外转移，本土又没有新岗位补足。
劳动者也没有机会接受新技能培训，完成能力提升。投机性金融资本，在国民收入当中占比持续扩大，而这部分收益很少再投入实体生产领域。
发达国家劳动者面临双重困境，一是无法获得知识技能升级，二是本土就业岗位萎缩，高质量岗位更是持续减少。此前，发达国家民众还可以依靠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，加上拉丁美洲非法移民压低本地生活成本，对冲收入层面的损失。
但这两个缓冲因素的作用正在不断衰减，本土民族主义思潮随之兴起，要求闭关自守，反对贸易自由化。这里存在一个特殊现象。
政治代表，还有欧洲极右翼，并不完全践行这套本土保护诉求。对待自由贸易采取实用主义：对自身有利，就拥抱自由贸易；一旦损害自身垄断利益，就立刻放弃。
如果中国持续输出劳动密集型廉价商品，愿意维持自由贸易。可当中国开始生产太阳能板、锂电池、新能源汽车，以及各类资本密集、技术密集型产品，就拒绝自由贸易，想要保住自身垄断地位，赚取垄断收益。
右翼反对自由贸易，和左翼的出发点完全相反。左翼反对的是不平等交换本身。右翼反对的，则是不平等交换格局被削弱。
当极右翼开始疯狂阻击中国高科技产品带来的平价红利，发达国家与中国的摩擦注定无法在短期内平息。
在这个大趋势下，未来的全球经济秩序又将走向何方？
在一系列超常规政策冲击之下，很多人已经意识到，国际经济很难回到过去资本自由流动、全面自由贸易的新自由主义时代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知识界开始探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。
新的国际经济秩序，会具备哪些特征？资本主义体系内部，能够颠覆现有秩序的力量非常薄弱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全球范围都是如此。
在全球南方，系统性反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构想几乎看不到。即便是发达国家，劳动者阶层力量同样薄弱，不管是主观政治意识，还是组织能力都存在短板。
在这样的前提下，资本主义体系还会延续。如果继续沿用旧的资本积累模式，就必然要和中国逐步切割。
中国不会甘愿长期停留在相对不发达的配套位置。按照当前发展势头，中国会持续削弱发达国家赖以获利的垄断租金。
前面讨论主要集中在科技产业。放到货币金融层面，发达国家的垄断地位虽然受冲击程度相对更小，但长期来看，这套体系也越来越难维持。
与中国的切割会是一个漫长渐进的演变过程。发达国家当下依旧高度依赖和中国相关的实体生产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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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社会内部变革力量不足，不会出现一次彻底重塑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。
更大概率的格局，是世界逐步分化成两大核心阵营。
一边是发达国家群体，一边是中国。其余国家，会根据两大核心之间矛盾对立的激烈程度，和两边建立不同深度的联系。
除非爆发战争这类极端事件，否则这样的格局会持续演化。两大核心之间的关系，会逐步疏远。
广大全球南方国家，还有一部分欧洲国家，会在贸易、生产、金融货币领域，分别和两个核心建立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。从上述深层逻辑推演可以看出，世界经济格局的裂变正在不可避免地发生。
综上所述，西方国家将下一次经济危机的矛头指向中国，纯粹是在为其内部工业空心化与资本过度金融化寻找替罪羊。中国制造把高科技做成了平民价，打破了少数国家依靠技术壁垒“躺赚”垄断租金的旧梦。
中国崛起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压力，但这恰恰是全球产业格局回归公平的阵痛，它直接戳破了西方跨国资本“高定价、高毛利”的旧有运转模式。在通胀高企的当下，真正为全球消费者提供生存缓冲的，依然是那些昼夜运转的中国车间。
世界经济的未来，必然属于那些坚持生产性投资、推动真实技术普惠的力量五大配资平台，沉溺于金融游戏和关税壁垒的保守主义者终将被历史更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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